浅谈儒学思想历史沿革对中医学发展的多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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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学说在历史上曾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对历代社会、文化及其科技等各方面都产生过重大影响，中医学更是深深打上其烙印。由于儒学在其历史进程中发生过多次嬗变，主要可分成三个历史阶段：先秦儒学、两汉儒学和宋明新儒学，每个阶段的思想特征都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过丰富和复杂的多重影响。
           一、先秦儒家学说对中医学发展的重要影响
           儒学之祖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并认为这种乱世之象之出现，是由于西周以后君臣子民的道德约束及其礼规崩塌了，从而形成了君臣不守其位的混乱局面，而重构人与人关系的道德规范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旨要，故而先秦儒学倡导用伦理道德学说治国安邦，其理论特征主要表现出伦理化倾向。儒家创制的道德规范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仁”和“孝”；在篇幅仅一万多字的《论语》中，“仁”出现一百多次。所谓“仁”者——“亲亲，仁也”，“仁之实，事亲是也”，强调血缘纽带是“仁”的最基本含义；而孝悌为仁之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可见“仁”与“孝”是最基本的道德标准；继而以忠恕之道将这种血缘关系推广到所有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泛爱众人；并以仁爱之心施行仁政，如此则可以平天下。可见“仁”这一范畴是儒学的核心内涵和推崇的最高的道德理想。儒家其他的道德规范如恭、忠、节、慈、恕、信等都是从“仁”和“孝”这两个道德规范中衍化出来的。
           1．儒学“仁爱观”对中医学的影响
           “仁”是儒学伦理思想的核心。浸浴在儒家文化中的中医学学科，自然也难脱离此伦理框架。“仁，人也” “仁者爱人”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等儒学仁爱思想几乎被原封不动地移植到医学伦理中。而作为“活人之术”的医学，本身带有博爱济众的特征，与儒家仁爱精神一致，因此医学就渐被称为“仁术”。医家以“仁”的道德标准作为行医准则。如唐孙思邈《千金要方•大医精诚》说：“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明龚信《明医箴》开篇即言：“今之明医，心存仁义。”其子龚廷贤在《万病回春•医家十要》中说：“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则斯深。”由此可见，儒学的仁爱思想一直影响着医家的职业道德规范，对培养历代医家“济世救人”的良好医德医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儒学虽崇尚仁爱，然这种仁爱却存有差等。儒学的仁爱表现为一种推己及人，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现象——“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说明仁爱还是有差别的；仁爱又分等级：孔孟及其后世儒家，经常言及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妇、尊与卑、贵与贱、富与贫、君子与小人等，不仅非常强调其差别，并且用“礼”这一形式把这种差别和等级关系加以制度化、程式化、规范化，即所谓“克己复礼为仁”。可见，“仁爱”思想，并非主张完全平等，而是要分等级地处理人际关系。儒学的这种爱有差等的思想也渗透到不少医家的思想观念和行医过程中：如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言中主张以医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同样是治病救人，君亲在先，贫贱居后，而且又把患者分为上、中、下三类，差等思想十分明显。正是由于在行医过程中，普遍存在贫富有别、施药不一、用心有异的医疗现象，所以历代优秀医家一再强调治病救人应“普同一等”  “不论贫富，施药一例”，反对“每于富者用心，贫者忽略”的势利行为。然而，即使医德高尚的医家，在封建等级社会中也很难对患者一视同仁。明李梃《医学入门》也讲“不可过取重索，但当听其所酬，如病家赤贫，一毫不取，尤见其仁且廉也”。可见，儒学仁爱思想对中医学发展既有积极影响，又难以摆脱封建等级观念的历史局限性。
           2．儒学“孝道观”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
           “孝”也是儒学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凡是与尊敬、奉养、顺从等相关的内容都体现了孝道，它为中医药的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首先表现为激发古代士子为尽孝而学医，主张知医为孝。如隋许智藏所言：“为人子者，尝膳视药，不知方术，岂谓孝乎?”唐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序》中也说：“君亲有疾不能疗，非忠孝也”。以孝来奉养父母，就精研医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激发了许多儒士学医，由于儒士的文化素质较高，具有多学科知识如哲学、天文、地理、物候等，因此儒士进入医界，形成了儒医群体，提高和改善了中医医家队伍的文化品位及其学识素养，能够更广泛吸收各方面的知识，促进了中医学发展的广度与深度。
           与此同时，遵循儒家孝道，“为人子”要想更好地事亲，需了解老年医学知识，从而推动了老年医学论著的问世和普及。如宋代陈直的《养老奉亲书》，是世界现存最早的一本老年病学专著，蕴涵着的尊老养老思想时至今日仍极有价值。
           儒学的孝道观，除了要求敬养父母外，还要谨慎保全父母及自身之体一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感毁伤，孝之始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在保全父母及自身同时，由己及人，也不毁伤他人身体。解剖学作为直接毁伤他人躯体的医学行为，势必成为儒家的伦理禁区。而古代中国的伦理和法律紧密相连，道德原则本身往往就是法律，不忠不孝本身就属“十恶”不赦而当受法律严厉制裁。因此，毁伤他人身体既为当时社会伦理道德不容，也为传统法律所禁止。这就严重阻碍了中医学在解剖学方面的进展，进而阻滞了中医学由经验医学向实证医学的转换，令人深为扼腕!
           二、两汉儒学思想对中医学发展的主要影响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学术思想中，儒学即为显学。秦扫六合之后，以法家立国，且焚书坑儒，致使儒学元气大伤；及至汉初，高祖以黄老之学休养生息，但几代之后，纲纪又呈混乱废弛之势。至汉武帝时，强盛的国力需要有大一统的集权思想统治天下，于是便采纳了董仲舒策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内容纳入儒学，从而使儒学在政治上取得了“定于一尊”的显赫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从此统治中国社会近两千年。武帝以后，儒学独尊，地位超乎众学之上，汉代儒者将儒家典籍神圣化，形成所谓“五经”，成为治国之“法”，人伦之“常”。“经”从此便成为儒家典籍的特称。训解和阐发儒家经书之学，便是经学，两汉时期，经学大昌，弥漫朝野以及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因此历朝都把儒学经书奉为圭臬，反复的考据训诂、阐析发微成为经学研究的一大特征。及至汉朝后期，儒学中的谶纬迷信也甚嚣尘上，神学化倾向日趋严重。
           自汉代独尊儒术后，儒学出现经学化倾向，形成了经学学风，中医学受其影响也确立了“四大经典”，进而形成了专门研究医经的学术风气，所有的医学理论和治疗实践都要求遵照经典，“言必本于圣经，治必遵于古法”“非仲景之书不读，非仲景之方不用”，尊经崇古之风流衍甚广。经学学风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一者在对古代医学文献不断的校注、整理和研究过程中，保持了中医发展的原创性、连贯性和继承性。诸多医家以几部经典作为医学研究和临床的基础和出发点，通过校注、整理等方式渗进了医家自己的医疗思想和临床经验，寓创造于注释，使中医学在继承中屡新，从而使中医学两千多年来得以一脉相承。另一方面，尊经崇古之风，助长了守旧风气和思想惰性，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医学的创新发展。虽然在注解医经过程中，医家注入了自己的思想，但这仅是局部的补充与增删，并没有实现质的飞跃。在注医经中，遇解释不通或与己见有悖之处，宁可提出错简、衍脱问题，也不敢自立新说，背离经叛道之骂名，在客观上压制了医家的聪明才智和创新冲动，甚至出现思想惰性，而导致庸医频出。与此同时，古人读书，自启蒙时就被灌输了儒家经学，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很多医家从小受到了经学之风影响，反映在医学学术领域就表现为固步自封、乏陈创新，中医学在宋之后虽屡屡有各家学说突破重围而立标新之说，但仍有经方与时方之争，其学科样式在近代西医东渐的冲击下处境举步维艰。
           三、宋明儒学哲理对中医学后世发展的渗透与影响
           儒学从先秦起大都为伦理道德学说，及至汉代儒学在将伦理道德纲常化的同时，增添了“君权神授”等政治化内容，并将定于一尊的儒学经学化和神学化，呈现出繁琐、教条与腐朽之象，逐渐趋向宗教化。东汉以后随着玄学、道教兴起和佛教传入后，在哲理化方面大大超越了儒学，士人变得对形而上和超道德价值的问题兴趣浓郁，而儒学理论由于缺乏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从而导致了儒学自汉以后日渐式微，至唐代触底，形成儒、释、道三足鼎立之势。与此同时，自唐末五代十国割据后，整个社会又处于一种纲纪涣散、社会混乱的局面，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欲横流、世风不古。因此自宋朝立国后，其统治者迫切需要一种能重新整肃这种局面的思想形态，来加强中央集权制。这成为儒学一些中坚人物，复兴儒学、改造儒学的必然追求。这种经过创新的儒学史称新儒学(即理学与心学)。新儒学一方面在思想内容上援易、道、佛入儒，为儒学提供了坚实的元哲学理论基础(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完成了儒学哲理化进程；另一方面，统治者为了满足控制社会的需求，进一步强化了儒学的道德强制教化功能，使儒学的道德伦理学说变成了礼教，试图严厉整肃当时人欲横流的社会局面。总之，理学与心学对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影响是极其重大的。
           1．积极影响
           新儒学援易道佛入儒，构建起以“太极”为起点的宇宙生成图式，以“理”或“心”为本体的宇宙本体论；以“心学顿悟”为基石的内省认识论；以“格物致知”为主导的方法论等全新的理论模式，并且大规模地渗透到中医学领域，对中医学的发展与走向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1)理学范畴进一步渗入中医学，深化医理研究。“理”“气”“心”“性”“太虚”“太极”“阴阳”“火” “恒动”等这些理学范畴在和中医学原有范畴的相互融通中，形成了更为丰富多彩的医学概念、命题、理论、方法，促进了中医学理论的发展。如明清时期的医学家，吸取了理学的合理观点，从周敦颐的“无极一太极一阴阳一五行一万物”的宇宙生成模式出发，经过改造，建立了“太极(命门)一阴阳(水火)一五脏”的生命模式，加深了对人身小宇宙尤其是生命本原或本质的认识。
           (2)“格物致知”，为中医学的发展提供注重实践的认识方法。理学家对“格物致知”的理解最终往往陷入唯心主义的窠臼，因为程朱的“格物穷理”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穷尽万事万物先验之“理”。而古代医家的“格物致知”，则鉴于医学的自然科学属性，多从唯物主义角度出发，亲自付诸医疗实践，使许多医学问题从“闻见之知”上升到“德性之知”，从而产生认识上的飞跃。 如李时珍的巨著《 本草纲目))中记载了大量药物的性味功能，这些都是在长期的观察和实践中获得的，故其认为医疗实是古人格物之学的最好体现。  
        (3)理学创新精神，促进医学学术繁荣。反对盲从迷信，提倡深思独创，是理学家们所倡导的，即治学从怀疑经传、议经改经开始，在学术见解上濂、洛、关、闵诸学派之间各守本分，分别独创自己的理论、观点、命题与范畴。心学则另辟溪径，自成一统。这种倡导思想自由的风气也深刻影响传播到了中医界。诸多医家受此影响，纷纷争创新说，自立学派，展开争鸣。从而有“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这一现象出现，其间，参与论争的医家及其言论甚多，所争论问题的广度、深度及激烈程度，都是空前的，呈现出中医药发展史上“百家争鸣”的局面。这场从金元至明清时期医家的创新与争鸣，各家都从不同侧面深化、扩展了医学认识，极大地活跃了中医学的学术气氛，促进了后世医家思想解放和中医药的繁荣发展。
           2．消极影响
           在理学思潮对中医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其负面影响：
           (1)理学哲学范畴在中医学领域中的渗入与定型，无形中设置了中医学向近代科学的转换的话语障碍。理学范畴虽显示出高于前代的哲学思辩水平，体现了对事物认识的深化，然而这些范畴却保持着某种神秘性、模糊性、兼容性和意会性，与近代科学范畴表达的明晰性、确定性南辕北辙，这在话语体系上成为中医学向近代科学转换的逻辑阻力。
           (2)“心悟”的认识方法，滞碍了中医学走上实验医学的道路。陆王学派的“心学”认为人心就是宇宙的本原，只要通过自己的心悟，就能认识整个世界之理，因此带有禅宗色彩的“心悟”认知方法成为典型的主观内省主义。诸多医家深受其影响，其认识与诊治方法也推崇“心悟”之道，所谓“进与病谋，退与心谋”，摈弃了实验方法。自宋明以来，以心悟和心法命名的医学著作层出不穷，如 《丹溪心法》(朱丹溪)、《伤寒标本心法类萃》(刘完素)、《外科心法》(薛己)、《医学心悟》(程国彭)等，过于强调以心悟识病诊病，脱离客观的医学实验，使中医学的后世发展始终无法摆脱内省思辨主义的范式结构而呈现出自洽性、循环性和笼统性，难以突破传统生命哲学的学科样式，阻滞了中医学走上实验医学的道路，与近代科学失之交臂。
           (3)封建礼教成为中医学发展的枷锁。出于政治需要，理学被统治阶级采纳并神圣化，把儒学变为“礼教”，礼教对中医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负面影响尤为明显。“礼教杀人”这一说法便是体现。儒学的“孝道观”在这一阶段达到极至，在医学史中便出现了“割股疗亲”“凿脑救父”等这类愚孝的极端行为，并受到封建统治者的褒扬。这些举措非但不能治病救人，而且阻塞了真正认识疾病病因和正确探寻治疗疾病方法的路径，成为阻碍中医学发展的沉重枷锁。
           可见，儒学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形成的变异之风，都对中医学产生了程度不一之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呈现出正负多重性。当下的中医传人应全面地认识，予以弘扬精华、去除糟粕，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中医学这一传统文化的瑰宝，促进祖国医疗事业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