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书世其家岐黄游其艺——王式钰和他的《东皋草堂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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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互联网       《东皋草堂医案》是清代苏州医学家王式钰独撰的一部临床医案。案前署：雷溪程郊倩先生鉴，古吴王式钰仲坚著（旧字翔千），同学朱元度月思校。未具刻坊及刊刻人，也没见有刊行年代的标记，从书中内容推测，应该是清朝康熙时代，约为1722年。现代存孤本藏于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
       医案前有三篇序言，是“新安程应旄郊倩书于吴门遐畅斋”，“洞上震岩道人兴机”、“虞山二痴道人冯斑”三位人士所撰。三序均论及王式钰的人品和医术，但也都没涉及生卒之年。又在第一案中，作者仅用两剂治愈张惠吉尊堂的少阳中风，病家感有赠言附于案后，提及这位王先生“博学善属文，名重词坛久”，曾有诏博学鸿词未应之事，也还是没有提到他的生年。写序的洞上震岩道人兴机和虞山二痴道人的身世也无从可考，为他校书的同学朱元度月思也不见记载。序中提到作者与程应旄和喻嘉言的交往，常向二人请益咨询医学问题，就此也可以推知作者是明末清初之人，家在古称吴门的苏州。
       本医案的作者王式钰，字仲坚，又字翔千。为儒学世家，他深沉敏洽，以诗词文章称著。清初很多文人学士，从民族气节论，不就博学鸿词科而隐于医。他也以此和喻嘉言等有交往。作序人称他“以诗书世其家，以岐黄游其艺”。他以儒家仁术之心治医，对苏东坡先生的“学书纸废，学医人废”之论深有感触，耻于梓匠轮舆。为了逼近“医不废人”，他把“读书明理”作为毕生的信念和追求。与此同时，他最强调博涉经历的重要性，他批评从几案上问医，不从屐上问医”，对此，为他作序的朋友也叹道：“明于纸上，昧于临事，所谓以书御者，不尽马之情也。”他以“通敏多所，习多所道”，“推其试验”之道，作为“读书明理的途径之一。此外他还通过向同行请教和记录医案两种方式，不断提升自己的医术，从新视野和方法来实现读书明理。序中记述，他向喻嘉言，程应旄等人“请益之勤，风雨必咨”。他以“上考四圣之精蕴，下证先贤之经验”的态度治医。把坚持记录医案作为治学之道和功过格，“效与不效，其案俱在”，这里也记录了他的会道之处和自发挥指归。从他的用方看，他是一个精通《内经》的经方家，以用药不多不杂见长，但案中也用过很多有效的时方。他讲究辨证论治的艺术和技巧，追求“通尽化裁，神明之道”。他执方治病，运用古方，同时借病试方，关键在于“处方得之于心”，师古而不泥古。从其处方就可见法脉。他对当时临床上有些医人“有方秘传，有诀口给，逢迎有术”不以为高。他用药平实，不用那些“虫元 脂凤卵，麟脂黾趾”之类贵不可名的药。他生长华胄而无矜气，慎医慎药无计利心，患家赞语说他“仁术之大，功同良相，大江以南有疾者靡不倚以为命。”“东皋草堂”，推测应是他书斋之名，由此也可想象他淡泊庙堂的情怀。
       本医案是以病为纲案为目夹案夹论式的医案。中医医案经过先秦的滥觞期、汉代奠立期、宋代成熟期，至明清步入大发展期。在中国语文文学上也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并有多种方案风格，有顺叙式、倒叙式、夹叙夹议式、选案后论式、方法附案式、去繁就简式、先误后正式等多种写法。医案写法的多态性在本书震岩道人兴机的序中，就曾举例阐述，指出《东垣试效方》虽无医案之名而实为医案；《薛立斋医案》有医案之名而不止于医案；《太平圣惠方》名为方书，其中有千余首医案，也有医案价值等等。本书就是把医案分列于诸病中的写作方式，在病证的框架下书案，有助于他的读案者认病与习案相结合，具体的写法也与先案后议、先论病后叙案等不同。案主在记案时，除少数案标写姓名外，多数都没标写病人姓名和诊治时日，这与案主旨在提示各病证的论治思路有关。
       全书的总纲，是从第一个寒证到最后的疳证，共43个病证，把案例分列其中。案成为纲下之目，有利于读者理解病证，也便于查阅。这也带来书案的简捷和论述的明晰。如疟病的最后一案，仅写“一人久疟不已，为取十宣出血而愈”一句话即妥切表达。本书有详有略，对众所周知的方剂只提及方名而已，对罕见的方剂，如治噎膈的猫胞散，则详细标明药量、治法与服法。案主还对某些有效方的多用性加以提示，如治呕吐用上池膏，还对心疼一证有特效，“经验者不下千余人”。案主的理论造诣加上他的文学才能，使其案对机理阐发非常通达。如脾胃病案中，一楚客患脾胃病，以前服归脾汤之类病愈，近日因咳嗽不得卧，服归脾汤减木香不效，患家询问案主原因。案主答曰“肝心二经之药尽归于脾，故名归脾，若去木香，则上焦之滞气不调，何由使脾淫气于心，散精于肝乎。”仅此数语使患家心折。案主用针灸治咽喉急症甚为独到：“一人患咽喉急症，水浆不入口，余思用药无益，急取少商出血立愈。”记案的同时，案主对理论的概括非常精到。如喘证，病机概以风寒痰火四字，用方以三拗汤为治喘之“套剂”也，故苏沉九宝汤、五虎汤、华盖散、麻黄泻白散皆以此汤变化主治。“风寒痰火三拗汤”七字令读者执简驭繁。案中还有用五运六气分析病因者，是案主时代五运六气理论深入的例证之一。他用药也有“以意和之”之处，如对一小柴胡汤证病人投小柴胡汤，方中只柴胡一味属原方，其他皆非仲景原药而用其方义，可谓是事为故，惟变所适。
       案主曾为一胃脘痛妇人用煎方外贴上池膏而愈。值得注意的是上池膏中，除用枳实、木香、延胡、蓬术、厚朴、陈皮、木通、乌药、桂枝等药之外还加玫瑰花一味。案主自注曰：玫瑰花，即徘徊花，《本草》所不载，用之自西洋始。西洋取花蒸露，主治最多。予因谛其色之鲜红，臭之香甜，信其走血而入脾，用以治血郁，如胃膈疼痛，经期作楚等症。试而辄效，吾愿世人放胆用之，普救一切，勿谓自我作古也。案主此举，除表明他开放的学术意识之外，也透露了他那个时代的一点中西文化交流的信息。
       案中还附有四则论述：三阴传中直中辨、七损八益论、用药不可太过辨、幼科论概，论辨中阐发了自家的独到见解，并和医案配合。案主认为重要之处，还在文字旁画圈以提示读者，可见其仁术心迹。《东皋草堂医案》刊后已经三百年了，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认真阅读，其妙自得。（作者中国中医科学院 孟庆云）